第472章 大道言政（四） (2/3)

与之相反，东方国家受华夏法系影响的比较大，都是重公法轻私法，所以如韩国、日本这些历史上属于华夏法系的国家，都是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举个很现实又普遍的例子，城市道路建设要拆民房，中国的“钉子户”就算再强悍，最终也得向公共利益让步，但是在欧美国家，遇上这种“钉子户”坚决不拆房，往往是公共利益让步——绕道修路。这就是因为东西方法系“重公重私”的不同，而造成的对“法益”倾向的不同。

不过，人权意识固然应该培槙，但发展到“个人权益至上”也不是一件好事。无论过左还是过右，都不符合儒家的中道思想。卫希颜是真心觉得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个好思想。

当然，卫希颜的这些感想都是很零散的，来自于“陪读”中的触发性思绪，读到哪想到哪，而这些想法对名可秀起到了触发作用，她对法学体系的思考当然比卫希颜深刻得多，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关键词，就能打开一扇大门，从这个层面来讲，卫希颜起到了钥匙的作用。名可秀觉得让她“陪读”果然是英明的决定，至于被迫学习的卫希颜就是无可奈何又乐在其中了。

大会进行到第十天时，阐述伊斯兰教法。

负责阐述伊斯兰教法的法学者有三位，分别来自三个哈里发体系的穆斯林王朝，一是“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二是“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三是“白衣大食”穆瓦希德王朝--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今西班牙南部）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

这三个王朝都认为自己是正统，代表了伊斯兰教，于是大会采用分别阐述的方式解决了争端。当然，三个王朝的法学者对教法的阐述必然各有重点，至于怎么分就是他们的事了，协商过程肯定不美好，但是交流会不会同意三个王朝的学者对教法做重复阐述，还是要讲时间进程的。

名可秀在会后与宋周学者讨论伊斯兰教法的可取之处，大宋召开交流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泰西的法学，而是汲取有益的养料。儒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伊斯兰教规定的道德和生活规范有值得借鉴之处。

譬如，《古兰经》讲：“饮酒、赌博，只是一种秽行，故当远离。……”在这里，《古兰经》把饮酒当成不赦之罪，禁酒的理由是为了预防麻醉，预防丧失理智，预防犯罪，预防沉湎酒色，预防道德沦丧，预防危害健康，等等。

类似这样的教法规范还有很多。所以，穆斯林在生活上几乎都是严谨的，很少有恶习。儒家学者们觉得这些生活规范虽然过于刻板，但是对于规范道德和健康养生是有一定意义的。

卫希颜觉得伊斯兰教对性的态度很值得国人借鉴。

在春秋战国以前，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性是坦荡而顺乎自然的，男女有情有意便可野合，孔子便是母亲野合而孕。而至儒家成为统治思想后，在性上面就扭扭捏捏了，仿佛一谈性就是与淫有关，所以儒家对于性是“讳谈”。这就与道家不同了，道家提倡以自然的态度对待性，许多道家的代表人物都提倡房事养生，将性视为阴阳调和之术。这就是儒道思想的不同。

卫希颜说儒家在性上面越是遮遮掩掩，越是禁不住人们对性的联想，此为人欲，禁不可绝。

名可秀却说，儒家对性是持中庸的态度，至乎今世儒家对性的讳谈，乃是中道的平衡点偏了之故。

她讲，在儒家形成的初始阶段，包括孔子、孟子在内，都是把性看成是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都从正面或侧面表明了对性的态度。

与此同时，儒家又强调男女之间的礼，提倡“男女授受不亲”，“发乎情，止乎礼”，对性要以“礼”来控制。

所以，儒家对性的态度是既开放，又控制。在一端是开放，另一端是禁锢，就需要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这个平衡点靠哪一端就不尽相同了。

“现在就是太偏于左了。”卫希颜取笑道。偏左就是禁锢。而要打破男女之间的礼教，将性的平衡点往中间扳是必须的。当然，过右了也不好，像西方那样的性泛滥亦非好事。

“至少，要有适当的生理教育。在结婚之前，才看春宫图做性教育什么的，这也太简单了。”卫希颜笑着摇头。

从这方面来讲，伊斯兰教法以顺乎自然的心态对待人欲中的性.欲，的确值得中国人学习。伊斯兰教规完全与教徒的世俗生活溶为一体，不但对夫妻可以行房事的时间，而且对房事应循的卫生习惯，都作了细微的指点，令“教外人”读来，颇有一种家长对子女的慈爱指导的感觉。

比如，伊斯兰教对性生活的卫生、礼仪等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禁止经期性.交，禁止产期性.交，夫妻之间每次房事之前、之后，都要求各自洗大净，厌恶连续的性.交而不洗大净。

虽然《古兰经》的这些规范是从“洁净”的角度出发，禁止一切不净的秽行，并不是出于对女性的保护，但这些规定的确让已